0.1元的商業短信退訂費，到底該誰出？

不少電商平臺均有短信推送商業廣告的形式，但并未明確短信退訂費由誰承擔。有法院認定，未約定的應由平臺方承擔短信退訂費。不過，日前有平臺更改用戶協議，新增退訂費由用戶自行承擔的條款。對此，律師表示，這屬于霸王條款，應認定無效。

商業廣告短信退訂費該由誰出？日前，某生鮮電商平臺更改用戶協議，新增一條：退訂費由用戶自行承擔，引發關注。

去年10月，該平臺在“退訂費糾紛”中敗訴。用戶王女士因退訂該平臺的商業短信被收費，將其訴至法院。法院認定，用戶協議中未約定退訂費用誰負擔，判決由平臺方承擔0.1元短信退訂費。

律師認為，平臺新增的這一條款內容加重了用戶負擔，應屬無效格式條款。同時，權益的維護不能指望每一個普通消費者去提起訴訟，監管部門要主動擔起監管職責。

消費者被收退訂費起訴平臺

2019年5月，王女士下載、注冊了某生鮮平臺的APP。2019年11月，該平臺每日先后3次向王女士發送了商業廣告短信。無奈之下，王女士選擇回復“N”進行退訂，但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短信費用0.1元。

2020年3月，王女士將該平臺訴至北京市互聯網法院，請求法院判令平臺方發送商業廣告短信的條款無效，并應承擔短信退訂費0.1元。

對此，法院認為，平臺在用戶協議中有向用戶發送商業廣告短信的條款，該條款內容本身未免除平臺責任、加重平臺用戶責任、排除平臺用戶主要權利，并均以加粗或加下劃線方式進行了合理提示，履行了提示義務。因此，法院認定該格式條款應屬有效。

同時，法院指出，該平臺的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中，均未對短信退訂費用負擔進行約定，履行費用的負擔不明確的，由履行義務一方負擔。王女士發送退訂短信，是行使拒絕接收短信的權利而非履行義務。因此，退訂費用應由平臺方負擔。

最終，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令平臺方賠償王女士短信資費損失0.1元。

民法典對霸王條款作出規制

1月11日，記者在該平臺APP用戶協議中看到，“用戶的權利和義務”條款用黑體字寫明：如果用戶不想接收商業推廣信息，有權辦理退閱或設置拒絕接收消息。該條款新增內容“如用戶選擇通過電話或短信方式辦理退閱，請自行承擔相應電信資費”。該協議于2020年12月4日生效。

對此，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熊超表示，修改后的條款加重了用戶負擔，排除了平臺的責任，應屬無效的格式合同，退訂費應由平臺方承擔。

“此前法院認定發送商業廣告短信的條款有效，是基于互聯網用戶的廣泛性和差異性，也符合互聯網用戶對信息接收的容忍度。”熊超說，“但更改后的條款讓用戶承擔短信退訂費，并且‘捆綁式’寫入協議，違背了公平原則。”

“這是明顯的霸王條款。”廣東耀文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愛東也持相同觀點。他指出，民法典對格式條款的效力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

根據民法典第496條規定，如果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說明義務，致使對方沒有注意或者理解與其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的，對方可以主張該條款不成為合同的內容。

此外，民法典第497條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或者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格式條款無效。

“這其實是民法典對消費者權利設置的雙重保護。”張愛東進一步解釋，“如果平臺未盡到提示義務，消費者可主張條款不成為合同內容。即便平臺進行了提示，但條款內容免除平臺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的，消費者還可以主張條款無效。”

1角錢官司背后的維權困境

“原來退訂短信還要自己花錢？之前都不知道。”王女士打贏1角錢退訂費官司后，許多網友發出這樣的感慨。

記者發現，目前多個電商平臺均有短信推送商業廣告的形式，也給出了例如回復字母這種退訂的方式，但并未明確短信退訂費由誰承擔。

除了退訂費該誰出，還有諸多退訂“套路”和謎團困擾著消費者。比如，退訂了依然能收到短信。此前有媒體報道，成都市民阿琳（化名）在收到推銷短信后，回復“T”退訂。沒想到推銷短信不僅沒有被終止，推送頻率反而從以前的10天左右一次，提高到3天左右一次。

還有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遇“被推送”。有網友吐槽：“有的推送短信的商家，自己根本沒聽說過。”還有不少網友反映，在電商平臺買過一次東西后似乎就默認開通了推送。“店家會發來促銷短信，但事先并沒有得到我的授權。”

在張愛東看來，無論是“被推送”還是“被收退訂費”，消費者的維權成本都遠遠大于商家的侵權成本。

“在我們生活中，這類‘小成本、大規模’的侵權行為時有發生，但有多少消費者會去較真兒打官司？”張愛東說，“即便有人站出來維權了，商家大不了對這起個案進行賠付。對那些沒提起訴訟的消費者來說，他們的權益并不能得到維護，而商家的侵權成本太低。”

“應該感謝像王女士這樣較真兒的消費者，引發大家對權益的重視。但權益的維護不能指望每一個普通消費者去提起訴訟，司法只是一種事后救濟。”熊超指出，“首先商家須遵守法律，自覺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其次監管部門也要主動擔起職責；最后，電信運營商也應在社會公益和商家利益間做好權衡。”（工人日報  盧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