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量強國建設既是發展轉型也是體制轉型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實施的《質量強國建設綱要》緊緊圍繞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推進質量強國建設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和實施路徑。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推進質量強國建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緊迫任務

總體看，隨著經濟發展條件和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當前我國已進入必須加快質量強國建設步伐的階段。

這是擴大消費、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緊迫要求。恢復和擴大消費需求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迫切需要加快推進質量強國建設，加快擴大消費需求。一方面，要適應消費需求升級趨勢，擴大工業消費品以及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領域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把消費潛力轉化為現實需求。另一方面，要嚴厲打擊虛假宣傳、制假售假等違法行為，加強質量安全監管，優化維權方式和渠道，營造放心消費環境。

這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緊迫要求。面對國內成本上升、外需下降和外部打壓升級的復雜嚴峻形勢，我國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關鍵技術和產品“卡脖子”問題日趨突出。在此背景下，企業發展分化加劇。一方面，那些缺乏技術和品牌的一般產品大量過剩，企業效益下降。另一方面，那些創新能力強、質量好的產品和服務訂單較多，往往是供不應求。對此，迫切需要著力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加快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構建結構優化、技術先進、附加值高、清潔安全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這是應對日趨激烈國際競爭的緊迫要求。當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加速演變，呈現本土化、近岸化、區域化趨勢，各國特別是大國間圍繞技術、資金、企業的爭奪更加激烈，我國面臨的競爭壓力加大，再靠過去那種通過低成本、低價格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和合作的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迫切需要加強科技創新，著力提高質量和效益，加快推進制造業邁向中高端，加快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重塑我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新優勢。

二、質量強國建設對推進體制改革和政策轉型提出了緊迫要求

質量強國建設包括經濟發展質量效益提升、產業質量競爭力增強、產品和服務質量水平提升、品牌建設取得更大進展等方面，內涵十分豐富。與量的增長和做大規模不同，質量提升是要優化經濟結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由產品向品牌、制造向創造、經濟增長由投入數量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核心特征是高效率和高效益。這將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轉型和競爭優勢重塑，也是重大的體制機制和政策轉型。例如，質量強國建設的重要主攻方向是建設品牌強國，而品牌是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和口碑，需要加強技術經濟政策引導支持，為企業品牌建設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社會氛圍。從發展動力看，質量強國建設，關鍵要靠科技創新驅動，需要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完善國家創新體系，讓科研人員甘于“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形成科學研究和技術發明的“原始森林”；讓群眾“敢創”，形成創新創業的“熱帶雨林”；讓企業“敢投”、獲得合理的利潤回報，形成推動企業創新的強大激勵機制。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質量強國建設取得歷史性成效。全民質量意識顯著提高，產品、工程、服務質量總體水平穩步提升，在高鐵、核電、工程機械、家電、信息通信、新能源等領域形成了一批質量好、性價比高的品牌，商貿、旅游等服務質量明顯改善。也要看到，在質量、品牌、技術、附加值等方面，目前我國與國際先進水平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質量治理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還不完善。比如，在“2022年全球品牌百強榜”中，我國僅有14個。2021年規模以上工業利潤率為7.07%，低于工業發達國家水平。目前制售假冒偽劣行為仍然屢禁不止，消費品質量安全事件時有發生，不僅嚴重損害消費者的權益乃至人身安全，而且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嚴重侵犯合規生產企業的利益。盡管近年來知識產權保護取得重大進展，但“侵權易、維權難”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嚴重制約企業創新的積極性。一些領域產品價格政策、監管規范和法規建設滯后，不適應推進產品和服務質量提升的需要。知識產權創造和運用機制、人才培養體制以及質量統計體系、標準體系、評價體系、考核機制等與質量強國建設的要求還不適應等等。這些問題需要切實解決，為質量強國建設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扎實推進質量治理現代化

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加快建立有利于質量強國建設的制度和政策體系。

一是要營造有利于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的良好法制環境。堅持法治是推進質量強國建設的根本保障。要健全質量法律法規，修改完善產品質量法，及時更新質量、安全等相關質量標準。依法依規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侵犯知識產權、工程質量違法違規等行為，加大懲治力度，強化跨行業跨地區跨部門監管合作，全面依法實施懲罰性賠償，提高違法犯罪成本。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法制觀念，推動質量社會共治。

二是完善多元化、多層級的質量激勵機制和政策體系。要通過財稅、金融、政府采購等政策，加大對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和創新的支持，加快培育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建立質量分級標準規則，實施產品和服務質量分級，實現產品和服務優質優價。支持在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服務領域形成一批性價比高的知名品牌。完善政府采購政策和招投標制度，推動形成需求引領、優質優價的采購制度。要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等改革，夯實質量強國建設的科技、人才基石。國際化發展是培育品牌、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的重要途徑，要加強質量國際合作，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支持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三是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監管效能。要扎實推進依法行政，政府監管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堅持“寬進嚴管”，完善以技術水平、生產安全、環保等為重點的市場準入制度，分類放寬一般工業產品和服務業準入限制，強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監管，營造開放、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加強對涉及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公共安全、生態環境安全的產品和重點服務領域的監管和執法力度。建立健全審慎包容監管制度，建立質量安全“沙盒監管”制度，為新產品新業態發展提供容錯糾錯空間。要充分利用數據、互聯網等手段，提高監管水平和效率。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 王昌林）